经过一个万籁俱寂的初春，你接到了复工的通知，也收到了工资缩水的消息。你没什么选择：眼下，辞职等于失业；即便是生机勃勃的以往，你也知道各家公司干到最后都差不多，所以反复跳槽验证了几次之后你也就懒得折腾了。至少，在这深居简出的一个多月里你学会了做饭，习惯了吃素；收敛了购物的欲望，也节省了通勤和出门挥霍的开销。你为自己的适应能力感到骄傲，你对自己说，困难肯定是暂时的。
你期待一切步入正轨之后，努力奋斗，几年里为自己赢来财务自由，之后好好追求自己想要的。你又想了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几款新衣服新鞋、一些好吃的、一套体面精致的公寓和自己出人头地的形象在脑中滑过之后，你想起来自己原来想当个导演来着。你拿出笔想算算先做一个创意视频工作室需要存多少钱，脑子里却突然闪过几张你看不上却挺红的视频博主的脸，你烦躁了起来。你觉得周围的人都是猪。你又想起来自己在学校里捣乱的往事。你可是个叛逆的年轻人，但这会儿你甚至不知道该去反抗什么。你又累又气，把头埋进被子里，想着自己还不如变成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到头来，你可能会怪自己不够有天分又没有为了自己的爱好而发狠。但有人会告诉你，只要你还在资本驱动的大机器里当一颗螺丝钉，你就不会有什么机会。那还能怎么办？总不能去创立一个乌托邦吧？你气馁地说。虽说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当代社会的确有人在这么干，而且某种程度上的 “乌托邦” 也已在世界各地被建立了起来。不只是你，全世界许多想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年轻人都对资本的驱使及其所带来的价值观感到厌倦。他们从各种各样 “生产” 和 “消费” 的链条中脱离出来，尝试构建一种基于平等、公平、自治等理念的合作方式，也找回冷漠都市里消失已久的人情。围绕 “合作社”（coop）、Commune、“另类经济实践” 这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你也许会惊讶于它们的繁荣景象。另一种生活真的存在吗？在北京、广州和福州，我们也找到了几个彼此不尽相同的合作小组，看看他们如何逃逸，如何连结，如何去实验另一种可能。
新的想法冒出来了
去年五月，青年节刚过，小武在公众号 “社畜保健所” 发出了致年轻人的一封信。以 “今天的年轻人该如何生活” 为开端，他从自己的个人探索经历，写到东亚各国年轻人的生活困境，又写到资本主义的末期迹象。文学系出身的小武并未卖弄文采，而是将这封信写得条理清晰，诚恳动人，勾起了不少年轻人小心藏在心里的理想主义火花。在后半段，他提到了合作社的概念，并写到：“另一种新生活总是可能的，另一种新生活也是可行的。”“致年轻人的一封信” 发出前，“社畜保健所” 的一次活动
合作社是散落在全球资本主义版图中的一种另类经济实践。没有股东和老板，由社员共同出资和经营，平等决策，平均分配，并与其它合作社和所在社区互助互惠，被赖特（Erik Olin Wright，1947.2 - 2019.1）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视为在当代社会构建 “真实乌托邦” 的有效行动。在十一月的正式招募宣传中，小武更详细地列举了欧洲与亚洲的合作社实践及数据，还鼓舞人心地提到了当时已经在北京成立的 “盲区音乐合作社”。后者由丢莱卡，倒刺，小王，白皮书四支乐队组成，其中，丢莱卡的主唱涂俊南和小武还是大学同学。在我们过去的一次采访中，盲区的成员们也提到不想加入厂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环，不愿让作品变成商品的初衷。五月到十一月的半年时间里，小武和朋友一路南下，拜访东部沿海地区的社区和农村合作社，并与北京海淀区的一个老牌青年空间谈妥了合作。合作社有了一个实在的地点，另一种生活被勾勒出了轮廓。
而在三年多以前，一支名叫 “榕树头旅行社” 的旅行团从广州出发，来到了日本东京。这本是一个由三名身在广州的艺术家策划的艺术项目，在一笔项目经费的支持下，他们招募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团员，先后去往东京、上海、沈阳、武汉、香港和广州本地等几个城市进行在地考察。如果在艺术系统内观察年轻的艺术家，会发现他们和城市白领面临一样缺乏资源的境况。若想以艺术为生，他们多多少少得通过画廊使自己听命于艺术市场；美术馆等机构出资的委任项目十分难得，过程也可能更加复杂。年轻艺术家的自主性被压缩得很小，而创作恰恰需要自由的思考空间。与此同时，更多的年轻人 —— 不只是艺术家，也开始对由摩天大楼、大型公寓所主导的冰冷城市空间感到缺乏认同。“为取而代之，他们移动、漂浮于地点之间，寻找意义、美以及情感，” 韩国文化研究专业教授申鉉準在为广州的艺术机构 “黄边站” 所撰写的稿件里写到。“榕树头旅行社” 在这一次的东京之旅中请到东京著名的 “大笨蛋” 松本哉担任导游，拜访了位于东京高圆寺的东京自治区。松本哉属于日本经济泡沫期间产生的一批无产者，“笨蛋” 是他对像自己一样不靠谱的 “社会弃儿” 们的称呼。他们早早就看穿了资本主义所鼓吹的那套通过个人奋斗改善生活的谎话，用幽默和游戏的态度对这样无聊的价值观发起反叛。在高圆寺，松本和朋友们创建了合作形式的 NANTOKA Bar，每天由一个老板担任一夜店长，任意经营。“我建议世界各地都可以开这样的店，”松本在接受《艺术世界》的采访时说。2017 年，松本哉应邀来到广州 “胡说八道”。海报：朱建林，图片来自上阳台
松本哉的能量以及此次多个城市的旅行收获给了 “榕树头旅行社” 很大的鼓舞，团员们见到了新的形式，也接触到了正切实投身于这种实践的朋友。回到广州后，大家成立了筹备小组，经过几轮讨论，决定用共担租金、共同利用的方式，创建一个能把艺术家和社区聚集起来的场所，也就是后来的 “上阳台”。从榕树头旅行社到上阳台，图片来自上阳台
“当时我觉得上阳台成立是一个可以让创作变得更加丰富的产物，很期待它的出现，” 参加了东京行和第一次筹备委员会的 BUBU 如是说。
时间推到 2010 年，来自青岛的唐冠华当时刚 21 岁，但距离他高一辍学创业已经过去四年了。四年里，他开过一个广告公司做设计，赚了一些钱，后来又在青岛市区的老房子里租了一个小院，搞了一个囊括各种文化功能的 “馆子”，放在现在，人们可能会称之为 “替代性空间”。但他始终都不太满意。商业设计项目让他身心疲惫，还只能发挥个人价值的 “一小部分”；同时又觉得自己 “成天无所事事，一身的力量和想法没有办法实现。”那些想法关于他自己，也关于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人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需要各种物质？幸福生活的必需品是什么？实际上，唐冠华 13 岁就能靠给人做计算机系统赚钱了，从小就不写作业不爱上课，一直抽离在各种系统之外。老师、同学和社会上遇见的各种人都作为观察对象，促使他提出这些问题。他打算到 “源头” 上去寻找答案。2010 年，唐冠华带上一些干粮和 2000 块钱，去青岛市区外的崂山租了一个地方，开始正式实验他当时已经跟朋友们讨论过了的 “家园计划”，看看人能不能自给自足，能不能建立另一套生活系统。唐冠华一直把它当成一个实验，自己就是那个实验对象。他对 “拜师学艺” 这回事没什么好感，“你（老师）要是愿意分享就分享，可以给你个机会，” 他开玩笑说。所以在这场后来持续了五年的实验里，他没有寻求什么“指点”，全靠自己摸索。一方面是解决生存基本问题，一方面也在探索独立生活在精神上的原则和理念。他研究盖房子、种菜、上厕所，在自己建的网站上众筹资金，并公示资金的使用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种自己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的感觉，跟登月似的，” 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态。“自给自足实验室” 早期的一些实验众筹项目，图片来自家园计划
随着各种技术难题被攻克，唐冠华逐渐有了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的信心，最初那些令他疑惑的问题也逐渐明了。“当时我觉得，给我任何一块地方，我都能生活下去，” 他说。2015 年，唐冠华在福州找到一块地，开始尝试建立能够容纳更多人的 “南部生活” 共识社区，尝试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园。
找个方法将它实现
706 空间隐藏在 “宇宙中心” 五道口一个小区内的 20 层，已经运营多年。这里是 “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也一直面向年轻人做活动。如果能转成合作社，会更加开放，也是 706 转型的需要，” 小武说。小武与 706 空间的合作社实验就此展开，“断裂酒馆” 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断裂酒馆，图片来自断裂酒馆
断裂酒馆设在 706 本部进门处的小吧台。“断裂” 可以理解成生活戛然而止、让你产生逃跑念头的一刻。“断裂酒馆是各类失败者的联合。有人说，断裂酒馆就是喝断片儿了。忒对了，喝断片儿了，你肯定就断裂了，” 小武这么解释。这个刚刚起步的合作社没有那么恢弘，自公开招募以来，目前有 5 名兼职工作的正式社员，几名观望的准社员和一些活跃的志愿者。周末，社员们在这里组织免费活动，希望参与者在酒馆消费，为合作社带来营收。一个晚上，年轻人们聚集在吧台对旁人诉说自己的 “断裂时刻” 。“这是我今年的第三份工作，做过新媒体，在机构教过语言。上一份工作我做了不到两个月，实在太累了。在北京我和妈妈住在一起，我们总有矛盾……，” 一个女孩说。与此同时，楼上进行着辩论，楼下放映着电影，气氛热烈；年轻人们脱掉外套，脸颊泛红，不知道是因为思想的碰撞，还是因为手里那杯名为 “肖斯塔科维奇的赤色要塞” 的酒精饮料。断裂酒馆，图片来自断裂酒馆
自愿公开、民主治理、共同出资等原则为国际上的合作社所共同遵守。24 岁的小武并无太多社会经验，这些原则成了他向前推进的一个颇具指导性的蓝本。目前，合作社的分红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最后拿到的分红和大家心里的预期差不多的，目前大家都挺满意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赚的钱太少了，还不够支撑大家全职工作，” 小武笑笑说。
跟断裂酒馆不同的是，“上阳台” 没有一个共同的经营主体，甚至也叫不出自己是什么。他们干脆立了一个规矩，规定每个 “业主” 都只能描述自己对上阳台的理解，不可以替其他人或代表官方说话。“业主” 是组成上阳台的最小单位，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需要以一个持续至少三个月的项目为中心。但这个项目也不必很严肃，比如，它可以是 “士多”（杂货铺），印刷社或者纹身店，彼此之间不冲突即可。2017 年 5 月，上阳台在广州一个生活气息浓厚的街区正式开业，第一批 10 个 “业主单位” 在当晚的开业活动中纷纷亮相，带来了五花八门的食物饮品和活动。最初参与的业主大多有艺术背景，但在三年时间里，有人退出，有人加入，也逐渐纳入了许多其他项目。业主们陆陆续续为这个 70 平方米的空间带来各种各样或严肃重磅，或轻松随意的活动，有时是公开讲座，有时是大概 20 元/人标准的 “大饭台” 活动。上阳台的 “展销场” 活动
目前，上阳台由 8 个业主单位共同使用，大家共担房租水电，如有盈利，则按照约定的比例或自愿回馈给上阳台。主要问题实行民主决策，每一次会议都需要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业主参加。这些是上各业主一直遵守的制度基础，不过大家似乎并不迷信制度本身，甚至有时也会对冗长的决策会议有所抱怨。去年加入的业主 Bruce 说“也许目前的治理方式并不存在所谓的‘制度优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要否定它。更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比如‘民主’这个概念，而在于我们如何在实践中发现并理解某种机制的细节和动态。我们要问怎么样的民主是更适用的民主。”合作之外，上阳台还遵循一条业主之间的 “互不干涉” 原则。所有业主单位都可以随意使用空间。“在上阳台，其实只要愿意主动去做一件事情，几乎没有人去拦着你，” BUBU 说，“从前，想去创作一些事情，开办一些活动，可能还是有些心理压力，在这里就不会。” BUBU 最初以 “冯火印刷社” 成员的身份参与上阳台，现在也同其他业主组成了以缝纫实践为中心的 “女子天团”。Bruce 很乐意维持上阳台目前这个模糊的运营模式，早在几年前，当他参加上海的合作小组 “定海桥互助社” 关于运营模式的一次交流时，就说 “最好的状况也许就是说不出来这个模式是什么，但却还是能存在下去。这比我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有效更有意义，因为如果它能这样活下去，说明我们可能找到了以前不知道的路。”
在 “南部生活” 共识社区，居民间的关系更像是邻居，靠着对 “不侵犯他人” 这条原则的试探来共同生活。“人们在城市里习惯了规则，这里不太一样，没有人管。遇到摩擦的时候，人们可能习惯性地想找一个 ‘单位’ 来解决，但经过了一年多的实验，我们觉得不能在这里开这个头，” 唐冠华说，“彼此以平等的身份相待，每个人都得自律。” 社区公共事物的问题由居民共同投票决定，但每年也就两次左右，其余时间并没有太多集体活动。但要成为永久居民，你首先得经过一个一年的时间考验，这个时间期限也是逐步摸索出来的。“南部生活” 虽然也有一些成文表述的共同理念，但这种理念既不是强制守则，也不是精神灌输，而是一种主要靠实践来验证的一致性。能经过一年，就说明彼此合得来，你能够适应这种生活，这里也能够接纳你。2017 年加入 “南部生活” 的居民吉富遥树 Yoshitomi Haruki 在这里主持旷野餐厅的设计和施工，图片来自家园计划
社区永久居民需要在社区缴纳租金租下一块地方，自行利用；收入属于居民的私有财产，租金则用于公共服务的建设。同时，这里也有一些公共食宿设施，用来接待访客、志愿者和观察期的居民。目前，“南部生活” 共识社区共有十几个居民，三人是永久居民，其余的人则分别住了几个月不等。
对于乐于探索新事物的年轻人而言，合作实践不乏魅力。但在敞开心扉地与人合作和相处方面，不少习惯了独处并社恐的大都市青年还是感到颇有疑虑。
断裂合作社开始运营前，小武进行过一次分享会，遭遇的一个挑战就是 “人都没有那么高尚”，质疑者认为依靠合作社依靠的是社员的互助团结精神，“这违反人的天性”。但是小武认为这是一种被市场经济驯化出来的人性论。“他们觉得的天性就是大家互相计较，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行动准则，他们觉得这就是人类的天性，” 小武说，“我觉得不值得一驳。” 在合作社的模式下，付出劳动不是义务，反而是自主性的体现。在 “盲区合作社”，社员们根据各自的特长承担出文案、排巡演、拍视频、设计海报甚至专辑录制和制作的各种工作。全都能自己做主，因此快乐而高效。断裂酒馆，图片来自断裂酒馆
或许，“各谋其利” 只是冷血都市里人们不得不穿的外衣，年轻人更向往和需要的是彼此真诚的连结。连结不仅增强力量，也能催生意料之外的新想法。2018 年尾，上阳台的业主李筱天和文礼在这里举行婚礼，新郎新娘穿的婚纱和礼服由上阳台的缝纫小组 “女子天团” 用两人的旧衣物改造而成。“女子天团” 由苗子、Money、BUBU 和嘉璐组成，是打破原有业主单位基础之上的新组合。BUBU 说，自己虽然一直对材料感兴趣，但从 “女子天团” 才开始接触服装制作。这样的 “业主间” 项目也还有很多，比如，上阳台现在有一个越来越庞大的乐队，无论是否有乐器演奏经验的成员都纷纷加入。李筱天和文礼在穿着 “女子天团” 用旧衣服改造的婚纱礼服在上阳台举办婚礼，图片来自上阳台
BUBU 认为这是 “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他们更多的时间聚集在上阳台，而大家都喜欢音乐，所以很自然地就开始玩。” Bruce 也是乐队一员，他说这就是群体所能提供的一种使成条件。“有些演出可能从专业的角度讲是挺 ‘水’ 的，但它们却是一种解放性的助推：即使你还不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有机会可以先去尝试，并帮助你确认去这么做的权力。在上阳台，同伴是你的第一个听众，他们首先在听，你就觉得自己可以做下去。”一次随性的演出时间表，图片来自上阳台
小武提到过，在真正招募到社员之后，信心得到了鼓舞。“我感觉自己更有力量了，虽然我算是发起人，但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有经验。其他人莫名其妙就被我忽悠过来了，大家一起在探索，互相学习和积累经验，我觉得以后我们会更有经验。”此外，在这样一种多多少少溢出主流社会层级框架的模式里，也自发地会形成更包容和平等的气氛，无论是在客观条件、身份认同还是个人价值观上。和唐冠华同样来自青岛的跨性别者 “刘姐”（刘培麟，人称 “大喜哥”）也在 “南部生活” 共识社区生活。唐冠华说，“我们本来就是小众，你希望社会包容接纳你，你们自己肯定也得相互包容。”上阳台的几位社员也认为这里更容易吸收一些 “边缘人”。“有一些不适应社会制度的人，可能更适应所谓自治的生活，这样的空间会吸取一些这样的人过来。有人或许有些抑郁倾向，据他们说，在这里有疗愈作用，” BUBU 说。同时，Bruce 也认为一个不是只关心工作和赚钱的人，会更容易同上阳台取得联络。
成立之初，“南部生活” 共识社区一直靠着众筹和正荣基金会支持，后来逐渐开始有一些盈利；刚刚成立几个月的断裂酒馆合作社还在探索以酒馆支撑社员全职工作的方式；而上阳台更大的目标或许不在于盈利，至少并非所有的业主都希望依靠上阳台维持生计。但对于能一路读到这里的读者来说，这也不见得是一盆冷水。眼下，人们在做着尝试，更重要的首先是打开一种新的可能。
Bruce 说，在上阳台，“我们之所以在一起，首先是因为我们可以不在一起，否则在一起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我们要靠上阳台来养活自己，那么我们能做的事就很有限；就是因为它可以不在，我们才会思考在一起可以做什么。”而小武也认为断裂酒馆合作社的意义不止在于一个酒馆经营得好坏。“在当下这个环境下，怎么让更多人看到已有的生活模式之外的可能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们的生活存在各种问题，但是更多人抱持的观点是：生活只能这样了。我觉得这一是因为没有接触到另类可能性的资源；另一方面是缺乏连结，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如果我们在现实中去做合作社，它其实是起到一个鼓励更多的人实践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力量更大。也许以后会有比合作社更好的东西出现。”唐冠华说，他之所以要建立 “南部生活”，一方面是自己的抱负，一方面也是觉得社会应该更多元化，“总不能都是一样的”。他一直相信，大众在对于规律的反应上是相对迟钝的，变化总是从小众开始，从 “小” 和 “少” 逐步波及到整体。“就像森林，也是从种子开始的，” 他说。“南部生活” 共识社区远景，图片来自家园计划